美国和沙特是否正在寻求将俄罗斯排除在全球石油市场之外？
对中国模式的一个针对性与系统化批评，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社会主义宪政最直接的问题面向是如何防止权力的异化与权力的腐败。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宪政只是表明一个政治改革的方向，那就是努力借助社会的力量、但不限于仅凭社会的力量来进行的，对于体制性的政府权力、特别是最高的国家机构（包括执政党机构）的权力进行限制的一种运动。
社会主义宪政是一套帮助宪政概念在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安身立命的理论，是来自历史、面向现实的一面旗帜，旨在借助社会的力量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认清我们所能利用的制度资源，了解我们所遭遇的局限，必然是避免宪政建设南辕北辙的前提条件，这正是社会主义式宪政建设的要点。若是人民立约，则是民主宪法。宪法文本较为严格地规定了国家机关的职权分工和职权行使的相互制约关系，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方略，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义务，并确认了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行宪法的全面严格实施就是社会主义宪政。
落实宪法中的公民权利规范、党内民主的拓展、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司法体制改革和政府信息公开，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于社会主义宪政。 土壤 在中国呼吁宪政，不仅仅在于原有的治理方式，也就是体制内监督和发动群众运动，已经明显不值得依赖，还在于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宪政的土壤，也就是从根本上制约国家权力的土壤，这就是社会领域的初步发育。总统制曾被指责要为巴西一度出现的行政与立法之间的冲突负责，因为总统制经常产生在国会无法获得多数支持的总统。
[23]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2页。二是从新的视角对巴西高度分散化的体制予以正面评价。虽然军人统治下的巴西经济实现了连续的高速增长，但是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经济表现也并没有自动增加军政府的合法性。到70年代初，随着左翼游击队被摧毁，尤其是同情民主价值的温和派军人盖塞尔于1974年担任总统，巴西开始了在军人严格掌控下的缓慢、渐进的民主转型。
需要提及的是，上述强调候选人个人自主性的制度安排也反映了流行于当时巴西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代表观。 【摘要】宪制选择与民主巩固的关系是民主化研究领域中的核心论题。
例如，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巴西的政治文化相对温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甚微，这显然有助于催生共识。相比之下，总统制下的政府与国会相互独立，因而促成联盟的动力就小得多。这一系列的制度组合构成了鲜明的巴西特色。消极巩固意指选举民主、自由民主不倒退回威权政体和自由民主不倒退回选举民主，前者处理的命题是防止民主的崩溃，后者则是防止民主的腐蚀。
总统大选如期举行，首位直接选举产生的文职总统科洛就任，至此历时16年的巴西民主转型宣告完成。事实上，如梅因沃林所指出的，同样实行开放式名单比例代表制的芬兰，由于其政治文化中的政党认同度高，党员在投票时基本上服从政党纪律，加上实行的是有助于维护政党纪律的议会制，因此并未造成巴西那样的治理困境。［24］其实制度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机制可能远比这些复杂，而这就需要宪政工程学对既有的研究取向予以反思，通过深入具体的经济、社会情境来探究制度赖以发挥作用的更为细致的机制。考虑到巴西经济问题本身的严峻性，这种治理上的困局对于巴西民主巩固的消极影响可想而知。
即便倒退回原来的威权体制的国家并不多见以至于无法撼动第三波的民主成就，但越来越多的新兴民主国家正日益冻结成被冠以拟态民主（pseudo－democracy）、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委任式民主 （delegative democracy）、半民主制 （semi－democracy）、混合体制（hybrid regime）等称号的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政体形态，也足以使人看到民主所受到的侵蚀和停滞抵消了自由化和民主的巩固。重新发现巴西制度有效性的一面，其实依然延续了之前对于制度的治理效率的强调，而从代表性维度对分散化的决策体制的辩护也只是强调了民主的巩固需要同时考虑制度的有效性与代表性，并不是要完全否认效率抑或有效性对于民主巩固的作用。
［25］ 聂智琪，单位糸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斯泰潘认为，巴西是世界上为了防范中央政府被民粹主义的多数主导设限最多的联邦制国家，其关注的价值是个人权利而非多数决策的效率。
［2］而在民主巩固学界，巴西的宪制安排及其对于民主巩固的影响也一直是学者们热议的焦点。进入专题： 巴西 宪制 民主巩固 。科洛当巴西总统时就因为与国会的剧烈冲突而直接把经济方案诉诸媒体，而国会使用弹劾手段来反制科洛。而在民主巩固学中的诸多问题域中，如何判定民主巩固的条件进而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但是吊诡的是，与主流的民主巩固学家的判断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2002年执政以来，巴西在缩小贫富差距、持续的经济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等方面表现突出，其民主体制令人惊奇地呈现出日益巩固的迹象，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可以媲美甚至超过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此外，政党纪律的涣散也与巴西的联邦制度密切相关。
［9］ 除了政党数目繁多，过于松散的政党纪律被认为进一步加剧了政党制度和国会的分散化。基于类似理由，议员们选择了比例代表制中纪律最为松散的开放式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
民主巩固 一、引言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曾指出，正如历史上的民主化浪潮都会面临部分的回潮现象，第三波的民主化国家同样出现了部分国家向威权政体倒退的迹象。让军人回到军营、使其听命于文官政府，的确是巴西民主化的重要成就。
他认为，在资产流动性差的国家，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更有利，后者更可能导致总统个人的专权抑或引发政治冲突，因为总统很容易通过没收社会资产的方式增加其权力从而建立起威权统治，或者由此引发资产拥有者的恐惧进而发动政变。例如柴巴布（Jos Antonio Cheibub）、利蒙吉（Fernando Limongi）就指出： 自1988年以来，巴西总统所提出的法案中有86％得到了实施，行政部门提出的法案的通过率达到78％。
这不仅源于不同学者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的繁杂性，也导因于民主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某种混乱，甚至还受制于巩固一词本身潜在的多义性。［12］所以从1985年到1994年，巴西连续七个经济改革方案都因为无法结成有效同盟而以失败告终。人们自然要问，如此特殊的制度组合对于巴西后续的民主巩固有着怎样的影响？由于巴西民主发展历程本身的一波三折以及评判巴西民主巩固现状的复杂性，比较政治学界至今未就此问题达成共识，而是呈现出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评价。因此，对于民主巩固的条件，学界依然是众说纷纭。
事实上，随着巴西民主进程的推进，不少政党日益从传统的侍从主义、个人化色彩浓厚的组织转变成为能有效回应选民偏好的有稳定纲领的现代政党。多党制、联邦制等制度的组合使得巴西的决策难以快速做出，但这恰恰有助于使决策容纳更多政治力量和选民的诉求，从而增强人们对民主体制的认同。
这种代表观与政党代表观不同，认为只有候选人而非政党才是选民的代表，候选人的去留也只能决定于选民而非政党，因此无论是强调政党领袖对候选人的影响力，还是对变更政党身份的候选人予以惩罚，都与此种代表观相违背。据相关资料统计，政府‘仅仅对自1964年到1984年间的333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远远低于其邻国阿根廷平均死亡数的100倍，也低于智利的50倍。
选择增加自主性的制度有利于议员摆脱来自政党领袖的控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民主化研究领域已经激发了从转型学到巩固学的转变。
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学界开始重新检视之前的研究。伯恩斯切尔也指出，在一些拉美国家，如智利和乌拉圭，在迈向民主的起步阶段就出现了激烈的意识形态分化，纲领性政党在早期就已经出现。对巴西宪政体制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以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 ）、奥唐奈（Guillermo A。林茨和斯泰潘就指出，在长期存在的总统制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国会的有效政党数目超过2。
有六位军人直接担任了内阁部长，军队在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务上仍享有特权，例如，在很多时候可以单方面决定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在土地改革的边界划定上也有发言权。［20］ 可见，巴西的制度并不是高度分散化的，之前的判断过于简单。
1964年，在逐渐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的刺激下，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从此进入军事威权统治时期。Linz）等主流的民主巩固学家为代表。
而不幸的是，巴西恰恰集合了所有这些导致纪律涣散的制度。大约只有500名政治家失去了政治权利，而在乌拉圭则是1.5万人。
